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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飛:藁城臺西商代遺址再分析——兼論商文化“居葬合一”的特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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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李宏飛:藁城臺西商代遺址再分析——兼論商文化“居葬合一”的特質因素

內容提要:

河北藁城臺西遺址是一處承前啟后的重要商文化遺址,該遺址的居址與墓葬所出陶容器和銅容器可重新分為7組,年代相當于二里岡上層時期至殷墟文化第二期。在臺西遺址重新分期的基礎上,根據不同階段遺存的空間分布,可復原臺西遺址的聚落發展過程。在臺西遺址的主體堆積階段,居址與墓葬均集中發現于發掘區之內,呈現出“居葬合一”的遺跡空間分布形態。臺西遺址并非孤例,殷墟遺址的洹北花園莊東地和王裕口南地也存在同樣的分布形態,實際上是一種普遍存在于殷墟遺址的遺跡空間分布形態,在周原遺址西周時期的殷遺居民點也可見到相同的分布形態,應是商文化的重要特質因素之一。

河北藁城臺西遺址 的主體堆積處于二里岡文化向殷墟文化過渡的關鍵時期,是一處承前啟后的重要商代遺址。筆者擬對臺西遺址出土的陶容器和銅容器進行重新分期,復原聚落的發展過程,并對商文化“居葬合一”的特質因素展開探討。

一 臺西遺址的分期年代序列

發掘者將臺西遺址的居址和墓葬各分為兩期,先后順序為:“早期居住遺存—第一期墓葬—第二期墓葬—晚期居住遺存”。楊錫璋先生對居址和墓葬的年代關系進行了調整:“臺西商文化遺址只能分為兩期:臺西早期居住址為第一期,臺西一、二期墓葬和晚期居住址為第二期。二期墓葬和居住址是同時的,一期墓葬時間稍早,但在分期上應與二期屬同一階段。”如今看來,臺西遺址的文化面貌要比以往的認識更為復雜,居址與墓葬所出遺物的各自分期也割裂了兩者之間的有機聯系。因此,有必要將臺西遺址出土遺物重新進行全面系統的分期。

(一)典型單位及層位關系

報告發表的遺物按照來源可分為“居址”(包括房址、灰坑、水井)、“墓葬”、“探方”和“采集”四類。用于分期的典型單位優先選取“居址”和“墓葬”,由于“探方”所出遺物并未發表地層信息,故其所出遺物僅供填補分式的缺環。選取的典型單位有F2、F6、F7、F14、H39、H42、H132、M14、M22、M26、M70、M79、M85、M86、M112, 上述典型單位之間缺乏直接的疊壓打破關系。

(二)器物形制分析

由于分期的目的是為了復原臺西遺址的聚落發展過程,因此重點對居址和墓葬中的常見器類及其常見器型進行形制分析。

1.鬲

根據口緣特征分為二型。

A 型 卷緣。根據唇部特征分為二亞型。

Aa 型 圓唇。標本H39:8(圖一:1)。

Ab 型 唇部起榫。標本H42:2(圖一:2)。

B 型 翻緣。根據頸部紋飾特征分為二亞型。

Ba 型 繩紋飾至肩部,頸部留白。根據器體、襠部和錐足特征分為三式。

I 式 長方體,襠稍低,較矮胖錐足。標本F6:49(圖一:3)。

II 式 接近方體,低襠,矮胖錐足。標本M26:1(圖一:4)。

III 式 扁體,低襠,矮小錐足。標本“F7 陶鬲”(圖一:5)。

Bb 型 繩紋飾至頸部的旋紋。根據唇部、頸部、襠部和錐足特征分為四式。

I 式 寬方唇上翻下勾,繩紋飾至頸部的旋紋,高襠,高瘦錐足外撇。標本H39:06(圖一:6)。

II 式 方唇上翻,頸部兩道旋紋之間環飾一周同心圓紋,繩紋飾至頸部的旋紋。標本T10:078(圖一:7)。

III 式 方唇略上翻下勾,繩紋略越過頸部的旋紋,襠稍低,稍粗矮錐足外撇。標本M14:7(圖一:8)。

IV 式 方唇上翻下勾已不明顯,繩紋略越過頸部的旋紋,襠稍低,較矮胖錐足豎直。標本M86:1(圖一:9)。

2.鼎

根據腹部、底部和實足根特征分為二式。

I 式 深腹,圜底,實足根外撇。標本H132:15(圖一:10)。

II 式 淺腹,平底,實足根豎直。標本F7:23(圖一:11)。

3.簋

根據腹部和圈足特征分為三式。

I 式 深直腹,矮圈足。標本H42:02(圖一:12)。

II 式 淺直腹,高圈足。標本M14:16(圖一:13)。

III 式 淺鼓腹,高圈足。標本M22:11(圖一:14)。

4.真腹豆

根據器體特征分為二式。

I 式 長方體。標本F2:23(圖二:1)。

II 式 扁體。標本M70:1(圖二:2)。

5.假腹豆

根據器體特征分為二式。

I 式 長方體。標本F6:11(圖二:3)。

II 式 扁體。標本M79:10(圖二:4)。

6.深腹盆

根據肩部和腹部特征分為二式。

I 式 無肩,下腹繩紋飾至上腹旋紋。標本H39:6(圖二:8)。

II 式 折肩,下腹繩紋飾至折肩處。標本F14:34(圖二:9)。

7.淺腹盆

根據腹深和腹壁特征分為三式。

I 式 腹稍淺,斜直腹。標本H39:01(圖二:10)。

II 式 腹稍深,微鼓腹。標本H132:010(圖二:11)。

III 式 腹稍深,鼓腹。標本F6:51(圖二:12)。

8.大口尊

根據口部和肩部特征分為二式。

I 式 口部微侈,鼓肩。標本H39:9(圖二:13)。

II 式 口部外侈,無肩。標本F6:55(圖二:14)。

9.銅鼎

根據腹深特征分為三式。

I 式 深腹。標本M112:2(圖三:1)。

II 式 介于深腹與淺腹之間。標本M22:4(圖三:2)。

II 式 淺腹。標本M79:1(圖三:3)。

10.銅斝

根據底部特征分為二式。

I 式 平底。標本M14:1(圖三:4)。

II 式 底部下鼓。標本M85:2(圖三:5)。

11.銅觚

根據器體、足緣、足徑的特征分為三式。

I 式 器體粗矮,足緣不下翻。標本M14:6(圖三:6)。

II 式 器體瘦高,足緣下翻。標本M85:3(圖三:7)。

III 式 器體更瘦,足緣下翻。標本M79:2(圖三:8)。

12.銅爵

根據底部、腹深、流和尾的特征分為三式。

I 式 平底,淺腹,流和尾較短。標本M14:2(圖三:9)。

II 式 圜底,腹稍深,流和尾較短。標本M85:4(圖三:10)。

III 式 圜底,深腹,流和尾較長。標本M79:4(圖三:11)。

(三)分組及相關問題

根據上述器物形制分析,可將典型器物中式別特征相同、文化面貌近似的典型單位歸為7 組。第Ⅰ組:H39 ;第Ⅱ組:H42 ;第Ⅲ組:H132、M14、M112 ;第Ⅳ組:F2、F6、F14、M22、M85、M86 ;第Ⅴ組:M26、M70、M79 ;第Ⅵ組:F7。

根據報告提供的T1 北壁剖面可知M9 → M10,由于M10 出有Bb 型Ⅲ式鬲,M9 出有Bb 型Ⅳ式鬲,可證第Ⅲ組早于第Ⅳ組,各典型器物的式別順序應為由第Ⅰ組依次發展至第Ⅵ組,無顛倒現象。各典型器類及其型、式在典型單位中的分布情況見統計表(表一)。

(四)年代判斷

參照鄒衡先生的商文化分期,可對上述分組的年代進行判斷。

第Ⅰ組:陶鬲H39:06(圖四:1)寬方唇上翻下勾、厚胎、粗繩紋的特征與鄭州二里岡C1H2 乙:228(圖四:3)相似,深腹盆H39:6(圖四:2)寬折沿、頸部飾弦紋、頸部以下飾繩紋的特征與鄭州二里岡C1H2 乙:207(圖四:4)相似,屬早商期第二段第Ⅳ組。

第Ⅱ組:陶鬲H42:2(圖四:5)口緣起榫、厚胎、粗繩紋的特征與鄭州二里岡C1H1:24(圖四:7)相似,陶鬲T10:078(圖四:6)方唇、頸部飾同心圓紋的特征與鄭州二里岡C1H1:20(圖四:8)相似,屬早商期第三段第Ⅴ組。

第Ⅲ組:陶鬲M14:7(圖四:9)為鄒衡先生劃分的早商期第四段第Ⅶ組的典型標本,繩紋略越過頸部的旋紋、襠稍低、稍粗矮錐足的特征與洹北花園莊G4:2(圖四:10)相

似。

第Ⅳ組:陶鬲M86:1(圖四:11)襠稍低、較矮胖錐足的特征與安陽小屯YH226:349E(圖四:12)相似,屬早商期第四段第Ⅷ組。

第Ⅴ組:陶鬲M26:1(圖四:13)低襠、矮胖錐足的特征與“司一〇”(圖四:14)相似,屬晚商期第五段第Ⅸ組。

第Ⅵ組:陶鬲“F7 陶鬲”(圖四:15)低襠、矮小錐足的特征與“Y 橫十二乙南支”(圖四:16)相似,屬晚商期第五段第Ⅹ組。

二 臺西遺址的聚落演變

根據上文對臺西遺址所出遺物的重新分組,利用報告提供的線圖可進一步確定部分單位的年代歸屬。第Ⅰ組:深腹平底盆M47:1、淺腹平底盆M106:2 ;第Ⅲ組:簋M16:1,淺腹平底盆F3:3、M43:1,銅斝M36:4 ;第Ⅳ組:假腹豆M18:1、M20:3、M56:1,簋M17:12、M75:1、M89:1、M94:4, 深腹平底盆F4:14、H41:1、J1:10、M44:1、M62:5、M109:1, 淺腹平底盆M34:1、M108:1,銅斝M35:2,銅爵M35:3 ;第Ⅴ組:真腹豆H11:2、M105:4,假腹豆M99:1。此外,深腹罐H65:1 折沿、鼓腹、腹部飾縱向繩紋、大平底的特征與東先賢二期H48:48 相似,相當于本文的第Ⅳ組;甗H87:2 甑部微鼓、鬲部微鼓近直、袋足呈錐狀、小尖足、甑部與鬲部飾相連縱向粗繩紋的特征與鄭州二里岡C1H1:39 相似,相當于本文的第Ⅱ組。

結合報告提供的墓葬登記表,可將未發表器物線圖的墓葬歸入上述分組。第Ⅰ組:M91 ;第Ⅲ組:M4、M10、M11、M12、M13、M42、M57、M65、M68、M76、M84、M90、M96、M100 ;第Ⅳ組:M2、M3、M8、M9、M15、M23、M24、M31、M33、M38、M39、M45、M51、M60、M64、M67、M69、M74、M80、M88、M92、M95、M98、M102 ;第Ⅴ組:M5、M19、M107。

據此可將臺西遺址能夠判斷年代的遺跡單位歸入本文劃分的Ⅰ- Ⅵ組。第Ⅰ組:H39、M47、M91、M106 ;第Ⅱ 組:H42、H87 ;第Ⅲ 組:F3、H132、M4、M10、M11、M12、M13、M14、M16、M34、M36、M42、M43、M57、M65、M68、M76、M84、M90、M96、M100、M112 ;第Ⅳ 組:F2、F4、F6、F14、H41、H65、J1、M2、M3、M8、M9、M15、M17、M18、M20、M22、M23、M24、M31、M33、M35、M38、M39、M44、M45、M51、M56、M60、M62、M64、M67、M69、M74、M75、M80、M85、M86、M88、M89、M92、M94、M95、M98、M102、M108、M109 ;第Ⅴ 組:H11、M5、M19、M26、M70、M79、M99、M105、M107 ;第Ⅵ組:F7。

將各組遺跡單位按照不同顏色標示于臺西遺址遺跡分布圖(圖五),可重建臺西遺址的聚落發展過程。

第Ⅰ、Ⅱ組

第Ⅰ組和第Ⅱ組相當于二里岡上層時期,由于時代相近且遺跡數量較少,故合并考察。第Ⅰ組的遺跡有灰坑和墓葬,分布于發掘區東北部的T7,西南部的T1、T5 和東南部的T15 內。第Ⅱ組的遺跡僅有灰坑,分布于發掘區東北部的T7 和西北部的T3。第Ⅰ、Ⅱ組時的發掘區內人類活動較少。

第Ⅲ組

房址分布于發掘區中北部的T18 內。灰坑分布于發掘區東部的T9 內。墓葬分布于發掘區西北部的T10,西部的T3,西南部的T1,中部的T13 和東南部的T9、T6、T15、T8、T11 內,初步呈現多個小規模的墓群圍繞在房址F3 周圍的遺跡空間分布形態。

第Ⅳ組

房址分布于發掘區偏西北部的T18、T19、T4、T3、T2、T16、T17、T1 和T5 內。灰坑分布于發掘區東北部的T7 和東南部的T15 內,水井分布于發掘區西北部的T4 內,與毗鄰的房址群有機地構成了關系密切的遺跡組合。發掘者曾指出:“在‘西臺’已發掘的諸探方內,除T2、4、16、17、18、19 因保存房址沒有清理至生土底以外,其他凡清理完的探方都有墓葬。”除這些探方外,其余探方內均發現了屬于第Ⅳ組的墓葬,這些墓葬組成了多處小規模的墓群,圍繞在居址周圍。

發掘區西南部T1、T5 內的墓群最值得關注。第Ⅰ組時便已埋入M47 和M106,第Ⅲ組時有更多的墓葬埋入近旁,墓葬在第Ⅳ組和第Ⅴ組仍不斷埋入(圖六)。這處墓群自第Ⅲ組延續至第Ⅴ組,必然有一段時間曾與屬于第Ⅳ組的房址F6 共存。

根據遺跡平面圖的打破關系,發掘區西南部諸探方也存在早于和晚于第Ⅳ組的居址遺存。如,屬于第Ⅰ組的M47 打破1 座灰坑,可知存在不晚于第Ⅰ組的居址遺存;灰坑H3 打破屬于第Ⅲ組的M4,故H3 的年代不早于第Ⅲ組;灰坑H7 打破屬于第Ⅳ組的M109,故H7 的年代不早于第Ⅳ組;房址F5 疊壓在屬于第Ⅴ組的M105 之上,故F5 的年代不早于第Ⅴ組。

第Ⅴ組

墓葬分布于發掘區西北部的T10、西南部的T1、東北部的T7 以及東南部的T11 和T12 內。這些墓葬均埋入了此前已形成的墓群。

第Ⅵ組

僅有房址F7 分布于發掘區中部的T14。

根據上述對臺西遺址聚落發展過程的重建,居址(包括房址、灰坑、水井等)分屬第Ⅰ組- 第Ⅵ組,墓葬分屬第Ⅰ組、第Ⅲ組- 第Ⅴ組。與報告中“早期居住遺存—第一期墓葬—第二期墓葬—晚期居住遺存”的認識不同,臺西遺址在第Ⅲ組—第Ⅴ組間既有居址又有墓葬,均集中發現于發掘區之內,呈現出“居葬合一”的遺跡空間分布形態。

三 商文化“居葬合一”的特質因素

臺西遺址“居葬合一”的遺跡空間分布形態并非個例,安陽殷墟也是如此。茲舉洹北花園莊東地和王裕口南地發現的居址和墓葬為例進行論述。

1998-1999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在洹北花園莊東地布方發掘了一批洹北花園莊早、晚期的居址和墓葬,并清理了探方附近的6 座墓葬(圖七)。根據發掘者的分期,房址F1“不晚于洹北花園莊早期晚段”,F2“不早于洹北花園莊早期”,屬于洹北花園莊早期的灰坑有H10、H11、H12、H13、H17、H19、H24、H25,水井有J2、J3、J4,墓葬有M1、M3、M7、M8、M9、M10、M11、M18、M23、M24、M25、M27、M28、M29、M30、M31、M32、M33、M34,屬于洹北花園莊晚期的灰坑有H3、H4、H5、H6、H7、H9、H15、H16、H18、H20、H23、H26,墓葬有M4、M6、M14。可見,發掘區及近旁在洹北花園莊期呈現“居葬合一”的遺跡空間分布形態。

1997 年,殷墟王裕口南地布方發掘了殷代房基2 座(F1、F2)、灰坑3 座(H1、H2、H3),在探方內及附近區域清理了殷代墓葬21 座(M40-M45、M73-M81、M83、M84、M01-M04)。簡報執筆者認為“這一帶先是殷人的居住區,后來成為殷人的埋葬區”,但簡報發表的材料并不支持這一認識。

F2 房基北部夯土內的甕棺葬葬具陶甕F2W3:1(圖八:1)和F2W2:1(圖八:2)侈口、矮領、束頸、鼓肩、下腹內收、頸部以下飾交叉繩紋、下腹近底處不飾繩紋的特征與苗圃北地PNM208:581(圖八:3)相似,后者的年代為殷墟文化第二期;灰坑H3 所出陶鬲H3 ④ :1(圖八:4)扁體、低襠、小尖錐足的特征與T250 ⑤ :44(圖八:5)相似,后者的年代為殷墟文化第三期;灰坑H2 所出紅陶繩紋罐肩部殘片H2:5(圖八:6)肩部飾數道瓦楞紋、其下飾一道粗旋紋的特征與小屯H144:23(圖八:7)相似,后者的年代為殷墟文化第四期。據此可知,發掘區內的居址遺存自殷墟文化第二期延續至殷墟文化第四期。

M84 所出陶豆M84:01(圖八:8)敞口、厚唇、鼓腹、矮圈足的特征與殷墟西區M81:1[17](圖八:9)相似,后者的年代為殷墟文化第二期;M02 所出陶豆M02:1(圖八:10)斂口、尖唇、圓腹、高圈足的特征與殷墟西區M437:3[18](圖八:11)相似,后者的年代為殷墟文化第三期;由于殷墟文化第四期墓葬中陶觚、爵的變化速率快,為高度發達的標準化產品,故可將M03 所出陶觚、爵與殷墟西區所出者進行尺寸比較,陶觚M03:2(圖八:12)與殷墟西區Ⅵ式陶觚標本M496:1(圖八:14)的尺寸相當,陶爵M03:3(圖八:13)與殷墟西區Ⅶ式陶爵標本M461:2(圖八:15)的尺寸相當,后者的年代均為殷墟文化第四期。據此可知,發掘區內的墓葬也自殷墟文化第二期延續至殷墟文化第四期。

根據簡報提供的遺跡分布圖,并將其他時期的遺存移除后可見,殷代遺存僅集中分布于發掘區的東北部(圖九)。探方T1 和T2 內發現了房址F1、F2,灰坑H1、H2、H3 以及多座墓葬,探方T1、T2 周圍也分布有多座墓葬,呈現出圍繞在探方T1 和T2 內居址周圍的遺跡空間分布形態。簡報執筆者指出:“從4 個探方發掘的情況看,第5 層由北向南漸厚,在T2 南壁剖面上厚達3.1 米,因此,推測漢代文化層應為當時的一個大坑。殷代的文化層和遺跡全部或局部被破壞。”盡管T2 受到嚴重破壞,仍然發現有相當數量的商代居址和墓葬,但T3、T4 卻沒有發現任何商代遺跡。這一現象可能并非商代遺跡被破壞殆盡,而應是T3、T4 所在區域原本就沒有商代居址和墓葬。

鄭若葵先生針對殷墟遺址的聚落結構曾指出:“殷墟這一大邑聚落是通過星羅棋布式的小族邑簇擁著王族城邑而構成的。……殷墟大邑商內的各個族邑,是相對獨立的聚落單元,每一族邑都有一定的勢力范圍”。已有的考古材料表明,殷墟黑河路發掘的“族邑”之內具有“居葬合一”的遺跡空間分布形態,“族邑”與“族邑”之間在兩百余年的時間內長期保持空白地帶。據此推測,王裕口南地T1、T2 有可能是一處“族邑”之所在,“族邑”內的居址和墓葬呈現“居葬合一”的遺跡空間分布形態,T3、T4 所在地已是這處“族邑”以外的空白地帶。實際上,“居葬合一”的遺跡空間分布形態普遍存在于殷墟遺址(小屯東北地和西北岡 除外),屬于商文化的特質因素之一。近年來的系統調查結果顯示,周原遺址西周時期的殷遺居民點具有“居葬合一”的遺跡空間分布形態,周人居民點具有“居葬分離”的遺跡空間分布形態,這表明“居葬合一”的遺跡空間分布形態至西周時期仍然是殷遺所傳承的特質因素。

(作者:李宏飛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9年第7期 此處省略注釋,完整版請點擊左下方“閱讀原文”

責編:韓翰返回,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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